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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认知带来了领域语言，这种语言观念是否适用于自然语言呢？

首先，自然语言并不是专门为某一认知方向设计的。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自然语言中有所体现，且彼此交织在一起，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。其次，在某个领域尚未形成主导思想之前，无法建立起该领域的语言体系。此时可能会有一些认知，形成一些术语和表达方式，但这些认知之间存在许多争议，符号的使用也不会趋于一致。以此观点审视自然语言，它实际上包含了多种认知的混合。例如，人类早期的各种神话和宗教，它们都提供了各自理解世界的框架，这些理解形成了各自的话语，由于符号使用上的相似性，这些话语都融入了自然语言中。

重要的是，我们不会对自然语言所面向的领域进行讨论，自然语言的使用是开放的，面向所有领域。形成统一的认知总是困难的，甚至不可能。这对每种认知方式都是一样的。

尽管如此，本书认为自然语言仍然可以与领域语言进行比较。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，新的认知会带来新的符号或术语，反映新认知所形成的概念。这适用于最初的自然语言吗？自然语言早期的词汇主要是模拟声音或描绘形象创造出来的。其他的词汇，如“鸭”、“羊”、“房子”、“树”、“吃饭”、“喝水”等，看起来与直观感知相对应，无需过多思考。然而，为了有效沟通，需要对日常事物进行分类，并系统地命名，以便尽可能完整地列出名称。这背后也需要有组织的认知，只是这种组织是由时间塑造的。

自然语言体现认知的一个特征是：自然语言中的许多语言单位，其构成反映了人们对所指事物的认知。例如，在汉字中，能飞的动物都有一个“鸟”偏旁，四足的动物带“犭”偏旁，水中的动物带“鱼”偏旁。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自然语言中的词根和词缀。这种方式中包含了系统性分析的努力，但这些规则不会一致地应用，因为命名工作是非自觉组织的。总有例外的情况表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无规律的。通过这种组合所反映的认知不一定正确。例如，我们最初认为鲸鱼是一种鱼类，因为它生活在海洋中，相应的汉字也带有“鱼”偏旁。后来发现鲸鱼是用肺呼吸的，而不是用鳃呼吸，鲸鱼的呼吸过程是壮观的换气喷水的过程。从生物学角度看，鲸鱼是哺乳动物。认知会不断变化，自然语言的变化则较为缓慢。

领域语言背后的专业认知与自然语言背后的常识是有区别的。常识最初是对事物直观的理解与总结，这种理解和总结是随时发生的，可能是无意识的。常识积累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动物时代，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基于经验的常识是早期客观性的认知。常识是由无数经验和观念汇集而成的，这种汇集更像是无规则的堆积。常识通常被认为是肤浅、不可靠甚至混乱的，但它构成了人类整体及其每个个体认知的基础。学者们经常追溯到常识中的符号使用，来分析我们后来观念的前身。一个有价值的设想是：对自然语言进行清理，排除那些不被视为以客观方式认知世界所带来的语言成分，如与神话、宗教等相关的语言内容，从而剥离出一个相对纯粹的经验认知对应的自然语言部分。这个缩小版的自然语言可以称为经验原语，它可以作为认知中的一个层次，用于建立认知符号的连续统。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实践，需要大量努力才能达到理想状态。

从认知符号化的角度来看，领域语言是领域认知的符号化，今天这个过程的结果可以形成一个公理演绎的符号系统。自然语言谈不上系统的符号，最多只是一个词汇表，记载于字典或词典中。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认知中的关键内容——那些判断与结论——并没有通过符号正式揭示出来，它们作为常识潜藏在人的大脑中，因此常识经常是在需要时才会被想起，不需要时则会被遗忘。我们称自然语言的这种情况为认知未充分符号化。常识未充分符号化既与认知本身有关，也与所使用的媒介系统有关。最初的常识形成于口语时代，语言的所有内容分散在各个个体的头脑中，通过口耳相传传承下来。能够流传下来的除了常用词汇外，还有一小部分刻意形成朗朗上口的习语与谚语。这些内容的大致面貌，也是在自然语言的书面应用普及后，通过专人收集整理才得以呈现出来。常识未充分符号化，自然谈不上收敛。常识也没有清晰的边界来谈收敛。自然语言在使用时，只要需要就可以增加新的词汇和语句。自然语言中相对稳定的存在还是其使用的规则，语法被认为是这些规则的主要部分。

在纸笔媒介系统时代，二维的纸面允许我们构造更复杂的符号，任意数量的书写符号可以按照需要的方式排列在纸面上，我们也不用担心记忆的问题。这在基础层面上支持了对一定范围内的系统化认知的反映。实际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，正是因为纸笔媒介系统具备这样的特性，更加系统化的思考和体系化的知识才会出现。对于近现代的认知，静态地看，符号系统仍然体现为一种符号单位的静态排列，实质上则是由逻辑、数学的应用动态建立起来的，这后面会有更多论述。相比之下，在口语时代，仅仅依靠人的记忆，最终只能形成经验性的片段化认知，这些认知只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一些不稳定的联想聚合。

从后人学习的过程来看，实质性的语言观意味着对语言的学习也是在建立语言背后的认知。各领域语言的学习过程显然具有这种性质。自然语言的学习也显示出同样的性质。随着对母语的学习，一个人初步的世界观也在形成。学习第二语言时，年龄较大的人明显比年龄较小的人更困难，这通常归因于生理上的因素。但这种困难也可能来源于在已经形成习惯性认知方式的基础上，再加入不同认知方式的难度。现在世界上主要的自然语言，它们的日常词汇并不完全对等。例如，表示同一谱系的颜色，一些语言区别出的词汇比另一些语言要多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识别颜色时，能区分的粒度也不一样。不仅在程度上，形成的概念和意义都会有很大差异。这也是很多情况下，自然语言间不能直译的原因。

我们看待领域语言与自然语言时，容易产生一个误解：对于领域语言，我们容易想到的是其构建过程；而对于自然语言，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言语过程。即使成年后，现代人也可能需要经历对各种学科知识的学习，这既是掌握其符号体系，也是建立相应认知的过程，这个过程相当于个体的领域语言建构过程。我们对自然语言的学习，即常识的建立过程在儿童时期基本完成，之后在生活和工作中，随时随地都在进行言语活动，即语言的应用。婴幼儿时期对自然语言的学习也是对他人言语活动的观察、模仿和领悟。只有在语言学家的工作中，通过对言语活动的观察描写，才形成了对语言的总结。对我们而言，自然语言（母语）的应用熟悉、简单、自然。领域语言的应用则复杂得多，它不仅涉及说话和书写，还包括测量、建模、计算等多种方式，实质上是基于理论对领域具体问题的常规研究。

自然语言，从其承载常识的角度来看，勉强可以从实质性语言观来理解。自然语言与领域语言相比，两者显示出明显的差异，难以同等看待。领域语言与自然语言的不同首先应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。作为最早出现的语言形式，早期的自然语言，其用途只可能是为群体的生存服务，为组织成员间的合作提供交流工具。服务于早期生活和生产中的交流，常识性的认知与传统的自然语言方式已经足够。只有在物种生存压力减轻，好奇心膨胀的后世，人类才可能追求更精确的认知。目标的变化，认知方式会改变，符号使用也会产生分化，出现专门服务于这一目标的部分，且新的部分超出了自然语言的范畴。

领域语言不会取代原有的自然语言相应部分，相反，围绕已建立领域语言的领域交流往往还需要借助自然语言。前面提到领域语言形成后，领域内的符号使用能够趋向于收敛，这只是从理论演绎过程的角度来看的，需要交流的不仅仅是涉及此类过程。例如，在明确问题的性质之前，需要对问题进行原始描述；在对问题的讨论中，需要交流的对象不仅仅是概念、原理、逻辑过程，而是交流各方围绕这些概念、原理、逻辑过程所表现出的思想行为；再比如，想评价一个领域的符号体系，这不可能从内部进行，更好的做法是从更一般的背景出发，把当前的理论放在可比较的序列中进行评估，总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没有形成统一认知的。等等。

交流可以用书面符号进行，但口语形式的现场交流总是不可避免的，而口语源于自然语言，这是我们始终需要以自然语言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不仅如此，自然语言与常识关联，常识是我们心智上先入为主的认知。当我们再建立不同于以往的新认知，几乎本能地，我们都会期望能够从常识开始来理解。这导致了对新认知的解说。解说的对象通常是那些数学化或其他非自然语言方式构建的理论，用自然语言来说明。解说常以对比、类比的方式，把新的概念、原理与熟悉的经验联系起来。解说还包括对创建者的思路说明、相关历史的说明、相关观点的比较等。科普的工作就是一种解说。解说常常是不准确、片面，甚至是曲解的，新的认知可以超越常识。自然语言的方式与其他符号方式的效果不等价。尽管如此，解说工作似乎难以避免。从社会的角度来看，任何领域的交流不应局限于专业人员，面向对象也要考虑到初学者或普通大众。

自然语言对各种非自然语言方式的领域语言的解说，使得以非自然语言方式建立的领域语言，在自然语言中也构造出对应的内容。如抽象符号表示的概念对应有自然语言的词汇术语，公式也有语句的陈述。领域语言的抽象符号、表达式也可能直接渗入自然语言。这些都改变了自然语言的面貌，同时调整了我们的常识。这不一定是产生新旧交替，更像是在旧的常识上再铺上新的认知。新与旧的共存看似混乱，也许这样的状况正是所需要的。口语作为第一语言形式，以及常识的基础性、用法上的灵活性，再加上内容上的无限制，使自然语言最终成为一个通用的表达交流平台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可以回到这个平台进行交流。这样，单独的自然语言研究仍具有独立的价值，并将侧重于其方法的研究。另一个关键影响是：这里会产生一个始终存在的牵引。后续的符号方式与结果需要以某种方式回到自然语言。